我觉得，要说科举制度的利弊关系，总体上，应该是利大于弊。
，相对于世袭、荐举、捐官等许多非常不公平的取士制度来说，科举制度让广大的底层民众，有了翻身农奴把歌唱甚至飞黄腾达的机会。
，科举制度确实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为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也对历史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开皇十八年，隋文帝诏令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督、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推选人才，以德、才举人，完全改变了魏晋以来注重出身门第的陈腐局面，开了科举制的先河。
大业二年 (606年)，隋炀帝杨广在此基础上置进士科，产生了科举取士的制度，是为中国科举制度的肇始。
唐朝建国伊始，不仅继续实行科举制度，而且在隋朝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隋炀帝设“进士科”，只是考试策问，给科举制搭了个架子；隋朝开科取士，是为庶族地主开辟进身之阶。
宋代的科举考试，基本上沿袭唐代，但又比唐代进一步完善了，许多规定为明清两代所仿效。就贡举而言，自太祖始，就觉察到礼部考核有营私舞弊之嫌，不尽公平合理，也为了把科举考试握于己手，便想出了皇帝亲试的办法，即殿试。由此，宋代实行了州试、省试、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并为明清两代所仿效。
明朝建国以后，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三年 (1370年) 诏令实行科举考试。太祖宣布，自本年 (1370年) 八月始，实行科举考试，务要录取博通古今、才学名实相符者，皇帝还要在朝堂亲自策试，按等第授官。他还明确规定，此后朝廷内外文臣都必须经过科举考试，凡未经科举者不得授予官职。
清承明制，科举制度一如明代。
以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来看，考试内容大致如下。
光绪十六年 (1890年) 会试的题目是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顺治三年颁布的科场条例规定，第一场考试四书3题、五经4题；第二场考论1篇，诏、表、诰各1道，判5道；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5道。其中，“策题以关切事理、明白正大为主，不许搜寻僻事，掩匿端倪”。
康熙中期大力提倡孝道，规定将《性理》、《太极图说》、《通书》等书一并命题。后又进一步规定第二场专用《性理》命题，表、题不许出本年时事。雍正即位后又继续提倡孝道，把孝作为百行之首，下令将《孝经》和五经并重，二场论题仍用孝经。乾隆中期，考试内容几经改动，终于基本定型第一场考四书文3篇、五言八韵诗1首，四书文要用《论语》、《大学》和《中庸》、《孟子》分别出3题；四书题解必须以朱熹集注为主。第二场试经文5篇，用《易》、 《书》、《诗》、《春秋》和《礼记》出题。第三场试策问5道，从经史、时务和当代政治形势中出题。
试卷文字和书写格式也有严格规定。顺治二年乡试时，首场文字每篇不得超过550字；第二场考试，表不得超过千字，策每问均不得过20字。以后屡经改动，至乾隆时定制为首、二两场试文，每篇限定为700字；三场策试每问须满300字，但不准超过500字。
试卷缮写，要按一定规格卷首书写姓名、籍贯、年龄、出身、三代履历和所习的经名，书法要工整，字迹不得潦草，试文要点句钩股，如发现有题字错落、字句不完整、中间有空页、涂沫污损严重、全篇所用虚字相同、表遗漏皇帝年号、策题讹写以及行文中不避庙讳、御名、至圣 (孔夫子) 讳，均以违制论处，并张榜公布，予以除名处罚。士子在答卷中，都必须“代圣贤立言”，注重讲明道理，文辞达意，不得剽窃、杂凑成章，否则一经查出，即予惩处。
八股文渊源于元代，明初正式定为考试文体，完善于成化年间，发展于弘治以后，盛行于有清一代，至清末始废。
自元英宗恢复科举制度以来，所定的《考试程式》就明确为必须从四书中出题，答卷又必须用南宋理学家朱熹的《章句》和《集注》，且还规定了字数。其后，有人作出《书义矜式》(即考试范本)，从而成为八股文的滥觞。
明太祖极为赞赏元代的考试规定和做法，在和重臣刘基商议以后，决定将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体式固定下来，并专取四书五经命题。
考生在答卷时必须“代圣人立言”，即用孔夫子的口吻和思想来写文章，其间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更不准提出建议。
清代在此基础上又加深了一步，由“代圣人立言”改为“代圣贤立言”，这里的“圣贤”除了孔子外，还有曾子、子思、孟子及孔门诸弟子，另加朱熹等宋代儒学家，尤其要求考生用圣贤朱熹的口吻和思想写文章和说话。
毛泽东同志分析认为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破题”共二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用三句或四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概说全体，为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亦称为八比。(《毛泽东选集》卷一第2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