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与突厥、蒙古等族的祖先传说相比，《魏书·序纪》所记载的拓跋鲜卑人对远古的记忆，显然受到当日中原文化更强烈得多的影响。今人在研读《魏书·序纪》时，往往会发现诸多颇费思酌而又未易析解之处。这便在很大程度上与上述因素有关。本文即拟遵循着中原文化是如何影响了拓跋鲜卑对远古史迹的重构这样一条线索，去解读“序纪”所遗留的若干谜团。
所谓中原文化的影响，至少包含两层不同的意思。，《魏书》是由汉人用汉文来书写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它会受到中原汉地历史编撰学传统的影响。霍尔姆格兰在分析“序纪”有关拓跋早期史的资料来源时曾写道“在这里，魏收所能拥有的，无非是走了样的口头传说和他本人的汉文化的遗产”[1]。魏收“本人的汉文化的遗产”，即指上面这一层意思而言。，所谓“走了样的口头传说”，则是魏收从事史学写作的素材。那中间虽然也渗入了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它所反映的，基本上还应看作是北魏官方乃至拓跋鲜卑统治集团对自身根源性的解说，而不能将它视为只是汉人对那段历史的阐释。以紧接着就要讨论的拓跋氏出自黄帝后裔的见解为例它不仅以“祖黄制朔”、“国家以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等等言辞常挂在北魏汉人大臣的嘴边，而且也以“魏之先出于黄帝”之类的标榜出现在很可能是由皇帝自己起草的诏制之中（注《魏书》卷108之1，“礼志一”。《资治通鉴》卷140，“齐纪六”，“建武三年”(496)引孝文帝诏。）。
“序纪”记录的拓跋先世史，按它所给出信息的详略差异，可以分为三段。这个谱系远溯自黄帝之子昌意“受封北土”，其后一支世为鲜卑部“君长”；至名为“始均”者，“入仕尧世”，又受帝舜之命为“田祖”；始君之裔，“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这是第一段。从昌意到始君，“序纪”未明言其间世次；由始均而下，“爰历三代”，直到成皇帝毛之前，总共积六十六世（注《魏书》卷1，“序纪”。以下凡征引“序纪”，不再出注。按“序纪”文意、始均之裔“积六十七世”，应当包括成皇帝毛的一代在内。本文把毛的世次计入下一个阶段，所以这里只有六十六世。）。北魏时人承认，他们对这一段历史几乎一无所知“自始均以后，至于成帝，其间世数久远，是以史弗能传”（注《魏书》卷57，《高祐传》。成帝即成皇帝毛。）。
第二段从毛皇帝开始，历节皇帝贷、庄皇帝观、明皇帝楼、安皇帝越，总共五帝。与之前的六十六世不同，关于毛和毛以后的这几个人，史文虽然仍没有留下多少具体事迹，但至少都举出了他们的名讳。过去曾有人提出，拓跋先祖多单名，不太符合北族习俗；尤其是此后有献帝名邻，以r-或l-作为词首辅音，更与蒙古、突阙及通古斯诸语的语音规则相左（按这一分析也适用于明皇帝的单名楼）。他们认为，这个祖先谱系，很可能出于相当晚近的假托。不过正如内田吟风指出的，《通志·氏族略》将献帝的名讳写作拓跋与邻；考虑到拓跋珪原名拓跋涉珪，“与邻”应当是偶然被《通志》保留下来的献帝原名。上述诸帝的单名多为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拓跋后人所改；以此而推断整个系谱都属于后来人的虚拟，其根据仍然是不充分的（注内田吟风《魏书序纪及其世系记事考》，载同氏《北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舍，1975，页97。按、相同的例证，还有《魏书》中的叔孙建，其名讳在《宋书》里被记为涉珪幡能健。见霍尔姆格兰前揭书页12至13。又按、自毛以后诸“皇帝”的谥号，为道武帝时所追尊，详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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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先世史的第三段，从安皇帝之后的宣帝推演，下至诘汾共九世。拓跋鲜卑部的两次重大迁徙，就发生在这期间。诘汾之后的力微，被认为是真正创建北魏“帝业”的人（注《魏书》卷108之1，“礼志一”引李彪、崔光等议。）。如果说“序纪”对这第三段的记载依然因仍着第二阶段记载的“口述史”性质，那么从拓跋力微时期（至少是从力微的后期）开始，北魏历史便进入它的“实录”阶段了。
（二）
既然自始均至毛“世数久远”、“史弗能传”，则所谓始均之裔积六十七世而至毛的说法，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最早认真地提出并试图解答这个问题的人，似为卜弼德。他指出，既然始均与舜，则他的活动年代，按照“标准年代学”，就应当是在纪元前大约2210年上下；而“成皇帝毛”，在他看来是比照战国末的匈奴单于冒顿而虚构出来的，也就是说，毛的年代应当是公元前200年。这样，在始均和毛之间就应相隔2010年。按三十年为一世计，正好六十七世[2]。
卜弼德的上述见解确实极有想象力。但它也存在两个不可谓不重要的未周之处。，对于舜的“标准年代学”定位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是魏晋之际人们的认识吗？，说毛是后来的拓跋鲜卑人比拟冒顿而虚拟出来的祖先，究竟有什么根据？想来正是为着算术的需要，卜弼德才会在他的论证里安排这两个未经坐实的预设。
，且让我们放弃以毛比拟冒顿的假定，而改用拓跋鲜卑史上最早的确定纪年，即力微的生年（174年，尽管这个年代本身仍然是很可疑的，下详说）作计算下限。，还应当尽量采用南北朝时关于远古纪年的一般知识来确定舜的年代。当日流行的远古“标准年代学”数据，比较完整地保留到今天的至少有两组。其中之一见于西晋发掘的“汲冢”《竹书纪年》。据此，则西周共257年；商从灭夏算起共有岁496年；夏自禹至桀亡总471年，三者凡1224年[3]。至于从东周开始到力微生年之间的所历年岁，则是一个常数，是为944年。两项相加，遂知舜的活动年代当在力微出生之前2168年。另一组数据可由《汉书·律历志》求得。自“上元”至秦亡（前206年）凡143,025年；而“上元”至武王伐纣为142,109年。两者相减，得西周至秦亡之间凡916年。这个数字，加上商（凡629年）、夏（凡432年）、舜（凡50年）的历年，再加从秦亡后至力微出生之间的379年，总共有2046年。按古意一世为三十年计，则2168年合七十二、三世次，亦即舜的时代距力微之世为七十三、四世。但这与拓跋人自己对其先世的推算不太合辙，这里不去说它。而2406年则共合八十世。从力微之前的诘汾往前数，追溯到毛之后的节皇帝贷共十三世。二者相减，从舜时代的始均直到毛为止，恰好还剩下六十七世代！由此可知，北魏在追溯远古世系时所依据的，就是被记载在《汉书·律历志》中的那个“标准年代学”的版本。
应当指出，上面的演算完全不是试图建立拓跋古史的“确切”纪年，而是为了说明，北魏时人们在重构拓跋先世史时，为什么会把那一段“史弗能传”的蒙昧时期不多不少地说成有“六十七世”。
由此又可以产生出三点认识。一是上述推演过程按三十年为一世来计算从贷到诘汾之间的诸“皇帝”在位的总年数。但这样做却完全忽略了以下事实，即由贷至诘汾的十三代统治，其年限长短本来因人而异，没有固定的时间幅度；更何况拓跋前期传递部族统治权的原则是兄终弟及，因而按三十年一替换来计算十三代统治的时间长度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但为了估算一段原本无纪年依据的过去究竟历时几何，除此之外，古代拓跋人还能有别的什么可行的处理办法？
其二，这一重构带有明显的汉化色彩，因为它显示将拓跋部的先世史“嫁接”到中原古史的言说框架内的强烈倾向。从此种视角去分析“序纪”记载的拓跋先世史，就很容易发现，它的第一段只能是在后来依托着中原古史重新构拟出来的。因而所谓“始均”，很可能就是把汉语“始君”的鲜卑语译音再度回译到汉语文献时所采取的音写形式。《魏书·礼志一》说，太祖时，“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建议尊土德而尚黄色。惟据《资治通鉴》，拓跋自谓黄帝之后，是采纳中原名士崔宏（即崔玄伯）之议的结果（注《资治通鉴》卷110，“晋纪三二·安帝隆安二年”。按《魏书》卷22《卫操传》，拓跋猗迤死后，卫操“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此碑在孝文帝初掘出，碑文因得传世。据卫操本传，碑文以“魏轩辕之苗裔”起首；是则拓跋为黄帝后裔之说远早于崔宏即已流行。钱大昕曾指出，这块碑中“魏”的国号及“桓穆二帝”之谥号都出于后世追改；他怀疑开头第一字“魏”原应写作“拓跋鲜卑”。《魏书》所录既然已非此碑原始文本，则其追改未必仅限一处而已。“轩辕之苗裔”一句极有可能也是经人世改动过的文字。司马光不采此碑证据，仍以拓跋氏接受黄帝之裔说是出自崔宏的建议，似乎是经过斟酌的。）。“通鉴”的这个说法，其依据今已不可查考。从上文对这段叙事之来历的发掘看，我们也许只能赞叹司马光的目光如炬。
，从毛开始的拓跋先世史的第二段和第三段，才是被保留下来的属于拓跋文化传统的口传史。这部口传史一开头就从势力已壮大到“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的“成皇帝毛”讲起，似乎已经不太完整了。在毛的事迹之前，本来大概还有一段属于拓跋部自己的祖先起源的故事。但在采纳了现在为我们所知的那第一段叙事后，原先包括在口传史开头部分的起源传说，反而从拓跋人自己的记亿中消失了。
（三）
早期拓跋史的另一个谜团，是决定了该部历史命运的两次重大迁徙的决策者，即先后拥有“推演”称号的宣帝和献帝邻，与檀石槐部落联盟里的西部大人推寅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按照胡三省的看法，檀石槐联盟中的西部大人推寅，当即拓跋部的第一推演，也就是宣帝（注《资治通鉴》卷77，“魏纪九”，景元二年(261)胡注。）。而依马长寿之见，檀石槐时代的推寅乃是拓跋部第二推演，即献帝邻[4]。黄烈认为，在拓跋两推演之中的无论哪一个，与檀石槐时的西部大人“在年代上均不相当”[5]。田余庆则分别在他的两处研究中，先后将拓跋部的第二和第一推演与檀石槐时期的西部推寅相勘同[6-p149,p219～220]。拓跋部的两个推演究竟能否与檀石槐的西部推寅相勘同，涉及到我们对拓跋部是否参加了檀石槐的军事联盟，以及他们的迁徙路线和迁徙时间表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所以非常值得作进一步的讨论。
据拓跋部的口传史，拓跋部族从它所居的“石室”（即今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境内的嘎仙洞）所在地第一次向外迁徙，发生在以“推演”为名号的人做部落君长的时代；这个推演后来被北魏政权追尊为“宣帝”。对于拓跋部在宣帝领导下的迁徙所达到的地点，学术界的看法大体是一致的。文献与考古两方面的证据表明，史文所谓“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溟沮洳”，其所在应当是扎赉诺尔（又名呼伦池）附近的草原地区（注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文物》1977年第5期；黄烈前揭书页277至278；亦邻真等《内蒙古历史地理》，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页39至40。一种文献对古代呼伦池周围“沮洳”的地貌有简明的描写，尤可参阅。惟关于拓跋部迁到这个地区的年代问题，黄烈以为“约在东汉前期”，这是他轻信“序纪”关于拓跋力微生于170年代的结果。亦邻真书更将这个年代上推到“西汉时”。本文接下来就要讨论这一点。）。那么，这次迁徙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诸家对这次迁徙的发生时间多有推测；大多数人以为它应当是在公元第一世纪之内。但因为缺乏比较明确的证据，所以这个问题至今难有确论。其实，关于宣帝的年代，《魏书·官氏志》里有一则非常珍贵的讯息，值得我们细加玩味。在述及“东方宇文、慕容”两姓氏时，“官氏志”写道“即宣帝时东部。此二部最为强盛”。
按宇文、慕容部之“强盛”于东部，绝对不会早于公元第三世纪初。慕容部的入居东部，事在曹魏之初（注《魏书》卷95，《徒何慕容廆传》“曾祖莫护跋，魏初率部落入居辽西”。）。关于宇文氏，史文虽有“南单于之远属，世居东部”之说（注《魏书》卷81，《宇文忠之传》。按、类似的说法不止见于这一处。），但他们从中部往东迁的历史也不太久远。据《周书·文帝纪》，“宇文”作为国姓，始于该部祖先普回获得三纽玉玺之后。普回传国于莫那，乃“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是曰‘献侯’，为魏舅生之国。九世至俟豆归，为慕容晃所灭”。普回、莫那之后的七世，均可于《北史·宇文莫槐传》考见；不过在那里，第九代传人的姓名被写作“逸豆归”而已。莫那子即为莫槐；莫槐子普拨；普拔子丘不勤，尚力微之子拓跋绰的女儿，所以他应该是三世纪下半叶的人（注《北史》卷88，《宇文莫槐传》。）。也就是说，普拔当与力微；而宇文部东迁与普拔之世仅相隔一代。所以这件事至多也只会稍早于拓跋部的第二次迁徙。
那么，上述位居东部而正处于“最为强盛”状态的宇文、慕容部，是否可能与宣帝呢？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因为宇文、慕容两氏之徙居东部，都开始于三世纪初；而拓跋力微的活动之连续见于记载，最晚从力微二十九年(248)也已经开始了。两者相距至多不过三十来年。如果宣帝与强盛时期的宇文、慕容代，哪怕是两部只有东徙之初与宣帝末期稍相衔接，从景帝至诘汾共八帝的在位时间，包括统治年限相当长的献帝邻时期在内（注献帝邻因体力衰退而不克亲自指导拓跋部的第二次迁徙。由此可以推知他在位的年代一定很漫长。），也只能被压缩到总共二三十年的时间段之中。这是不合理的。
尽管“官氏志”把“宣帝时东部”指为宇文、慕容称强时的东部乃是一个错误，但它还是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宣帝之统治拓跋部，实在是与鲜卑划分为东、中、西三部，也就是檀石槐联盟（约150年代—181年）的存在大略。胡三省对两推演的勘同虽有所未安，但隐伏在这个断制之后的他对历史过程那一种感觉，即宣帝推演应与檀石槐，仍然是相当地切中事理的。姚薇元认为，“官氏志”的“即宣帝时东部”之语后面应加补“中部”一词，方为完整[7]。他的意思是，慕容氏在檀石槐联盟中应属中部大人。可见他也把“宣帝时东部”理解为檀石槐时代的三部之一。田余庆推定宣帝率领的拓跋南迁发生在东汉桓帝时期（147年—167年），从时间的判断上无疑也把握了实情，[8-p24]。
设若宣帝的年代果真与檀石槐联盟，那么拓跋部的两个推演就全都与檀石槐联盟中的西部大人推寅没有关系可言了。拓跋第一推演（即宣帝）虽然与西部大人推寅，但前者这时远在呼伦池之地，所以还不可能被檀石槐编入西部。第二推演则在时间上与宣帝、因而也与西部大人推寅相隔颇为久远，所以也无法将他与后者相勘同。换言之，当檀石槐在弹汗山创造震动中夏的业绩时，拓跋部很可能是在后方的草原上学习游牧。他们还来不及参加到更南面的檀石槐部落联盟中来。
（四）
以上讨论或许可以证明，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迁至呼伦池，比一般接受的推测还要更晚一些，亦即发生在公元第二世纪的中叶。这样，它第二次南迁的年代，自然也要向后顺延了。
拓跋部第二次南迁的路线，大概最先是由呼伦池沿大兴安岭西麓朝西南行进。田余庆概括拓跋部先后两次南迁所遵循的路径说“拓跋先人由大兴安岭地带辗转至于西辽河一带之时，前路已被阻滞，所以从那里西折，循漠南草原路线至于阴山，越阴山到达五原、云中、定襄地区”[8-p147]。《周书》记贺拔胜说“其先与魏氏同出阴山”（注《周书》卷14，《贺拔胜传》。）。可证拓跋部确实是南渡阴山而来到“匈奴故地”的。
诘汾率领的这次迁徙，所经地区“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历时年余。或者正如宿白推想，他们一度从今大兴安岭的西麓东折，进入山岭之中[9]。陷入迷途的拓跋人因为获得一个“其形似马，其声类牛”的“神兽”引领，方能走出险境。内蒙古扎赉诺尔和吉林榆树都出土有“头带尖角，背树双翼”的鎏金飞马铜牌，学者们认为此种飞马形象就是拓跋传说中的神兽[10]。神兽形象发现在扎赉诺尔，表明它在第二度南迁之前的拓跋部内已为人所熟知。有人甚而主张，它的造型受到经斯基泰文化东传的鸟首兽身式“格里芬”形象的影响（注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中国学术》2001年第1辑。该论文页127载有两幅神兽图象，可参看。惟格里芬经常被表现在袭击偶蹄类动物的母题中。凡带有兽身的格里芬，其身体部位多带猛兽特征。拓跋鲜卑的神兽形象却是属于偶蹄类的马。它也许仅仅是一匹飞马，而与格里芬造型没有什么联系。另按、拓跋氏后来将自己附会为黄帝之裔，据此，北魏“宜为土德”。所以，原先“其形似马”的说法，这时候按“牛土畜”的观念被改作“神兽如牛”。如《魏书》卷108之1，《礼志一》。又按、关于被归属于迁徙途中之拓跋鲜卑的札赉诺尔、巴林左旗南杨家村子等处遗址的年代，目前尚无法确切地予以判定。前者曾被推定为“东汉末”，而后面这个“遗址中唯一可以断代的器物”，乃是“东汉中晚期的五铢钱”。这些见解与本文的分析颇相楔合。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遗址也有飞马铜牌出土。该遗址被认为与札赉诺尔遗址“有密切关系”，而遗址主人的文化及社会状况则比后者“发达一些”。发掘者将遗址的年代确定为“东汉初或略晚”，在时间上或许有过早之嫌。这个远至松花江之滨的遗址究竟是否属于南迁路上的拓跋部，也很难确定。见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札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2期；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址》；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群部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那么，拓跋部的第二次迁徙又应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们知道，阴山之南的五原、云中、定襄之地，在檀石槐乃至以轲比能为首要人物的“后檀石槐时代”，向来是藉以制约三部鲜卑的战略腹心地区。难以想象，拓跋部会在上述时段里成功地南越阴山，而不留下与原先就占据着该地的其它鲜卑势力作生死之搏的任何痕迹。所以结论只能是拓跋部的第二次南迁，必定发生在后檀石槐势力在230年代被曹魏摧毁，漠南草原形成一时间的权力真空的时候。这时离开拓跋部最初从大兴安岭出行到今呼伦贝尔草原，大约有七八十年的时间。
，这样安排拓跋部南迁的时间表，会遇到另一个不容回避的困难。按“序纪”所说，“神元皇帝”力微执掌拓跋部的权力，开始于220年。如果拓跋部的第二次南迁发生在力微父亲诘汾的时代，它就应该在220年之前，而不可能晚至230年代。于是我们的问题就演变为“序纪”关于拓跋力微的记载究竟是否完全可靠？
“序纪”所述力微事迹，至少存在两点疑处。一是从力微元年(220)之后，记事中断长达二十八年；直到力微二十九年(248)起，我们才开始读到有关此公活动的连续记载。在“序纪”以外的其它历史材料里，也找不到力微在248年之前的活动踪迹。，力微的寿命和他的统治年代都出奇地漫长。“序纪”告诉我们，他活了一百零四岁(174-277)，在位有五十八年之久！将以上两点联系在一起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力微的在位年限，似乎是在后来被人为地拉长了；而一旦将他的在位时代提前，他的出生年代也就必须跟着往前推。所以就有了他在位前期那完全空白的二十八年，以及超过百岁的长寿记录。可是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非要把拓跋力微的统治年代提前到220年？
就汉地社会的政治史而言，220年所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非曹魏代汉莫属。乾嘉考据学家早已注意到“神元元年”与汉亡魏兴正好属同一年的巧合（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66，“追尊二十八帝”条；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卷28，“序纪”条。）不过这两件事之间实在没有什么联系可言。正如内田说过的“由于全然看不出有谁故意把曹魏受命与力微部落的独立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的迹象，这不外乎完全地属于偶然的一致吧”[11]。
话虽如此说，在汉人看来以曹魏代汉为最显著象征的220年，对鲜卑人也可能具有另一种更重要的意义。就在这一年，曹丕封后檀石槐时期的轲比能为附义王，又封东部大人素利弥加为归义王（注《三国志》卷30，《魏书·轲比能传》。附义、归义两王之封，事在“延康初”。按、曹丕于220年继丞相魏王位，因改汉“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延康元年冬十一月，又以受汉禅位改当年为“黄初元年”。）。对北魏时候的人而言，它完全可以被看作是自檀石槐以来鲜卑人共同体与中原王朝相互关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在曹操当政的年代，后檀石槐鲜卑部落已与中原王朝“通贡献”，或曰“上贡献、通市”，其部落大人中也已有人被曹操“表宠以为王”（注《三国志》卷30，《魏书·轲比能传》。同卷《鲜卑传》亦谓轲比能与步度根系“上贡献”。）。，轲比能本属“小种鲜卑”，而檀石槐的直系后人被曹魏封王，则在黄初二年之后。这些事实，似乎都不利于以220年作为鲜卑与中原王朝之间关系转折的标志性年代。
汉文记载中的“贡献”，反映了中原王朝从“朝贡—回赐”关系所看到的由藩属对其宗主履行义务的那一面。但对“上贡献”的那一方说来，它也可能只是一种贸易往来的关系。曹操执政时代受封为王的，只是鲜卑的西部大人；他们在后檀石槐鲜卑中并不占支配的地位。他们的受封与轲比能受封的意义也不一样。后者虽然非檀石槐嫡系，其势力却在黄初末叶以后达到“控弦十余万骑，……得众死力，余部大人皆敬惮之”的地步。，轲比能的受封，完全可能被后来的拓跋人认作后檀石槐势力的历史性倾衰，即后者已完全跌落到中原王朝附庸的地位。在此之后，应当有另一股鲜卑势力出现，继续作为据有塞北、而与中原王朝相对等的一种最高政治支配力量而存在。正是拓跋部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这个使命是在谁的手里完成的呢？答案只能够是拓跋力微，因为他是领导拓跋部走出阴山的诘汾的直接继承者。
种种迹象表明，道武帝拓跋珪一期，是北魏政权重构拓跋先世史的关键时期。天兴元年，拓跋珪定都平城，在依照汉制“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的，“追尊成帝（按即成皇帝毛）已下及后号谥”，总共有二十八帝（注《资治通鉴》卷110，“晋纪三二·安帝隆安二年(398)”谓“追赠毛以下二十七人，皆为皇帝”。不知道“通鉴”少算的，是其中哪一个人。）。力微被视为北魏“始祖”，因称神元皇帝（注《魏书》卷2，《太祖本记》。）。也是在此前后，邓渊受诏“以代歌所涉为主要资料”，来修撰《代记》[8-p220]。拓跋先世史与中原古史言说系统的“嫁接”，应当就基本完成于此时（注如前所述，若依《资治通鉴》之见，此种嫁接的始作俑者当为崔宏。则邓渊所作，不过是把这一点写进籍册而已。）。在这时候人们的眼睛里，道武帝之前对北魏的直接贡献最大的先祖有两个。一是“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的“远祖”。此人无疑是指“始祖”力微。另一人是平文帝拓跋郁律；从他的庙号被迫尊为“太祖”一事即可推知（注道武帝以拓跋郁律为太祖。到孝文帝时，又将太祖的庙号改赠给道武帝。这表明孝文帝为全面推行汉化政策，需要借助于一个比拓跋郁律更加汉化的先祖来论证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见川本芳昭《五胡十六国及北魏时代“正统”王朝考》，载同氏《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8。）。这两个人，代表了道武帝时代对北魏政治合法性的两重论证。力微被塑造成与曹魏并立对等而“总御幽都”的塞北君主。随后，在力微势力渗入中原政治的过程中，他的后人一度受西晋封授。而拓跋鲜卑由接受晋政权的封授，到把南移的东晋王朝称为“僭晋”，与他们断绝关系，“治兵讲武，有平南复夏之意”，这一转变正是发生在平文帝（317年至321年在位）的末年。从这时起，拓跋鲜卑就正式以一支完全独立的政治势力，参与中原逐鹿。这样说起来，将北魏立国的最近渊源上溯到郁律，并尊之为“太祖”，不是再合情合理不过了吗（注称平文帝为太祖的原由，在孝文帝时，因受“王德终始说”的影响而变得含混不清。当时人试图按西晋、赵、燕、秦、北魏的继统顺序来解释平文帝被追尊为太祖的原因，于是推论说“秦氏既灭，大魏称制玄朔。故平文之庙，始称太祖”（《魏书·礼志一》）。前秦之灭，事在394年，此时北魏已在道武帝治下。这与平文之称太祖，到底有什么关系？北魏文人忙于为主子文饰，连基本的逻辑也顾不得了。）？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道武帝追忆拓跋力微事迹的情景中来。那时离开力微的时代已有一百多年。对一般拓跋人来说，力微的生年以及他就任拓跋君主的真实年代已经是相当渺远的事情了。或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神元元年”在拓跋鲜卑重构自己的先世史时，被附会为具有象征意义的220年。力微的生年也需要推到220年之前的某个适当年代。
资料的缺乏，不允许我们深究当时人把力微的生平确定为174年的缘由。要是更大胆一点，我们不妨推测，拓跋部统治者中其实还有人记得力微的出生年份，尤其是他的属相，即他生于虎年（寅年）（注关于鲜卑人以十二相属纪年的习俗，见韩师儒林《中国西北民族纪年杂谈》，《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6期（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1982）。）。一个人如果出生于虎年，而在220年又正当成年，那么这个虎年就最应该是198年。但倘若力微出生于198年，就没有必要人为地把他的生年再往前推了。，他真正的生年最有可能是比198年再晚一轮的那个虎年；也就是说，力微很可能生于210年。而“序纪”载录的“神元元年”事迹，即“西部内侵，国民离散”，力微被迫依附他后来的岳丈没鹿回部落大人窦宾等事，也许离开他真正控制拓跋部落的“神元二十九年”并不十分久远。那时候力微已有三十多岁；他死时的年龄则为六十八岁。他本来已届高寿；但北魏后来的编史者需要他在220年时即已“总御幽都”，不得不将他的出生提早。但他们未免粗率，一口气将他出生所系的虎年提前三轮，遂为后人留下发覆的线索。
说力微“最有可能”生于210年，因为它比较符合从另一角度所进行的推算。我们知道，建立南凉的鲜卑秃发部，“其先与后魏同出”，在秃发匹孤时由塞北迁往河西。匹孤子寿阗；寿阗孙树机能，在西晋泰始（265年—275年）中率部反晋。此时正值力微后期。由树机能在270年前后业已成人，可知其曾祖父匹孤的出生应当是在200年之前。又据《元和姓纂》，匹孤为力微长兄（注《魏书》卷99，《秃发乌孤传》；《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匹孤与力微的关系，见田余庆前揭书页16。按、《晋书》所谓“后魏”，乃指北魏而言。）。两人未必出自同母。，早期拓跋鲜卑实行“搜婚”之制，匹孤也可能是因诘汾续娶寡嫂，遂由诘汾侄儿转变为他的继子（注《魏书》将秃发鲜卑纳入类似边裔的部落来记载，曲折地反映出北魏皇室并不将匹孤后人看作自己的近亲同胞。匹孤不属于诘汾直系，也许就是导致他率部西走和北魏皇室一向疏离秃发部的原因所在。又按、匹孤也不可能是因诘汾收庶母为妻，故而由诘汾的异母弟而成为他的继子。因为献帝邻在230年代拓跋第二次西迁前还活着；而在190年代就为他生育匹孤的妃子，当时已将近五十岁。诘汾不大会在此之后再娶这位年老的庶母。）。无论实际情形如何，力微的年龄与匹孤相比，差距不应太大。这一事实，基本上排除了力微出生于比210年更晚的某个虎年（即222年乃至234年）的可能性。
（五）
在道武帝时代重构的拓跋先世史中，力微的地位非同寻常。但这并不出于邓渊及其资料提供者的凭空编造。从现在可以见到的文献来判断，力微应当是拓跋部内最早拥有“可汗”称号的人。
关于拓跋首领的称号，罗新写道“《资治通鉴》叙拓跋鲜卑先世，从可汗毛到可汗力微之间，还提到可汗推寅、可汗邻，显然以可汗为拓跋鲜卑酋首之称号，……魏收《魏书》中，全然没有这方面的痕迹。这可能是因为孝文帝改革以后，北魏前期的历史资料曾被大幅度地修订过，故有关史实不得见于《魏书》，《资治通鉴》别有所本”[12]。“通鉴”所本的资料虽将“可汗”的称号追溯到毛的时代，这不等于说拓跋部以“可汗”作为最高君长的通称也必定始于毛的时期。在这里，胡三省对“通鉴”的一条注文可以给我们极大的启发。他在“通鉴”记乌桓王库贤对诸部大人声言“可汗恨汝曹谗杀太子”之下注曰“此时鲜卑君长已有‘可汗’之称”（注《资治通鉴》卷80，“晋纪二·武帝咸宁三年(277)”。）。所谓“此时”者，力微之时也。是则力微以前的可汗称号，或为后来的叙事资料（很可能就是《代记》或其依据的口传史）所追加。
说游牧君长以“可汗”为号始于力微，同样也不等于说，力微之前这个称号根本就不存在。在作为游牧君主的通称之前，它很可能已经被当作专属于个别君长的尊号来使用了。关于这一点虽然缺乏直接证据，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两项类似的情况权作佐证。
一个是“汗”的称号。它与“可汗”同样，最先见于有关鲜卑部落的记载。拓跋力微的长子便号“沙漠汗”。同一称号也为后檀石槐鲜卑的西部大人所使用。我们知道，东汉末叶的厥机之子即名为“沙末汗”。此两例中的“汗”都不象是一种通称，而是构成专名的一部份。“可汗”和“汗”这两个词后来都从原蒙古语传入突厥语（注从目前掌握的史料判断，“可汗”和“汗”的称号都最先出现在鲜卑语里。关于鲜卑语属于何种语言分支的问题，曾长期未有定论。李盖提追溯有关它的研究史说，伯希和对此没有前后一致地坚持他的见解，但他也没有否认拓跋人的词汇中有相当数量的蒙古语成分；卜弼德以及随后的巴津则主张他们说的是一种突厥语或者“前突厥语”；李盖提本人也赞同过这样的看法。但经过后来的详细研究，他确认拓跋人的语言具有蒙古语诸特征，而与突厥语的那些特点不相符合。亦邻真的研究也支持这样的看法。拓跋鲜卑语系属原蒙古语族，应当是没有疑问了。见李盖提(L.Ligeti)《拓跋鲜卑方言考》，载同氏主编《蒙古研究》，阿姆斯特丹，1970；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虽然亦邻真以为，“汗”在突厥语里的原意为“父主”，其词义由“父主”而转指强大的部落首领正反映了“父权贵族发迹的脉络”；而“可汗”则指君主[13]。但对二者在突厥语中的词义其实很难作出明显的区别。克劳森说，在突厥语里，无法将这两个词从构词法的角度相互联系，“但在将它们输入突厥语的那些语言中间，这两种形式或许已经可以互相置换了”[14]。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如果在它们进入突厥语之前，“汗”已经转义为能与“可汗”互换的通称，那么这也要远远晚于“可汗”一词由某种专属尊号之转变为通称。
另一个由专称转义通称的例证，是这两个语辞从突厥语里面再度作为借词传入中期蒙古语的情状。尽管“汗”大概从最初起就是作为通称传入蒙古语的，“合罕”（按即“可汗”的异写）一词起先却是窝阔台汗的专称。它被当作通称使用，最早大概是在蒙哥或忽必烈朝的时期（注现存属于贵由及贵由之前诸汗时期的少量证据，如“移相哥碑”、贵由致教皇国书所用蒙古文印章等表明，当时对窝阔台以外的其他蒙古君王都只称“汗”。说见伯希和(P.Pelliot)《马可波罗注》，巴黎，1973，卷1，“成吉思汗”条。因手头没有原书，页码不克具引。《世界征服者史》称蒙哥为“合汗”。该书主要撰写于1250年代，但也有可能拖到1260年代初才完稿。书中称蒙哥为合罕，或许是据实而书；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作者将忽必烈时候的新制倒溯到乃兄时代的可能性。这个问题需要讨论，此不赘。）。“合罕”在从突厥语重返蒙古语族时所经历的由专称演变为通称的过程，也许可以对我们推想它在鲜卑语中的词义变化有一定的帮助。
为什么从力微开始，在拓跋鲜卑人中间会产生一个用指游牧最高君主的通称？朴汉济回答说，“可汗”一称是当匈奴“单于”名号的权威在后汉末叶迅速式微之时，被创造出来替代“单于”，指称塞北游牧社会的最高君长的[15]。朴汉济论述该问题的时空范围都很大，并不专限于力微前后。所以他提到刘渊称帝之后又下设单于，以致“大单于的称号，已经降到根本不能与皇帝匹敌的王位的水平”。黄烈以此断言单于地位的跌落远在拓跋使用“可汗”称号之后，所以自谓对上引见解“颇觉可疑”。他并且猜测，“檀石槐可能为鲜卑可汗之始”[16]。只要看一看后汉末在乌桓中就封授三个单于，便知道朴氏有关这个名号早已严重“贬值”的判断不误。拓跋力微的自称“可汗”，就是在此种背景下发生的。力微这样做，表明他对自己“总御幽都”的崇高地位，在当时就已经有所认识了。
（六）
现在再将本文讨论所获的若干结论简要复述如下。
一、“序纪”所谓拓跋部远古“六十七世”，系据中原古史传说推算而来。“通鉴”将拓跋祖黄帝之说同“魏”的国号的发明权一起归于崔宏其人，或许是有所依据的。
二、引入“六十七世”之说，导致拓跋部对属于其自身的那一段起源故事发生失忆现象。
三、拓跋部没有加入过檀石槐的军事部落联盟。拓跋两推演与檀石槐联盟中名为推寅的西部大人无涉。
四、拓跋部在第一推演（宣帝）引领下走出大鲜卑山，至于今呼伦池，其时约在第二世纪中叶。
五、第二推演（献帝邻）带领拓跋部南越阴山至匈奴故地，应当在230年代。
六、自力微时代起，在拓跋鲜卑人中产生出对最高游牧君长的通称，亦即“可汗”。力微不拓跋鲜卑、而且也是整个北族历史上第一个可汗。
七、力微的政治活动，始于240年代后期。他不大可能如“序纪”所说寿至一百零四岁、在位长达半个多世纪。他真正的生卒年或许是210年至277年，死于六十八岁时。
八、皇始、天兴年间对拓跋先世史的重构深受汉文化观念的影响。初入平城的道武帝居然能接受如此形态的一部远古史，证明他那时业已酝酿就何等坚定地统治北中国的意志。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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