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ID
EYEONHISTORY
山西民谣“乔家一个院，常家两条街。”
榆次常家的庄园自康熙朝兴建之后，盖出南北、东西两条街，把晋中谷地的车辋村中的四个小村子连成一片，面积是赫赫有名的“乔家大院”的几十倍。
而常家的发迹史，要从一个叫常威的年轻人讲起。
公元1681年，太原去往张家口的漫漫长路上，一位操着山西榆次口音的青年男子穿行在“走东口”的商旅中间。
他衣着简朴，肩上搭着一条中间开缝的褡裢，山西人称之为“捎马”，里面是几件换洗衣物、六枚铜钱和一方摇筒，再没旁的行李。
一路上，他总是留意观察沿途的商贸情况，不时地和商帮的掌柜和伙计们搭搭讪，向他们了解关外的情况，请教经商的知识。
他叫常威，是榆次常家的第八代。
此时的他，虽然连去往张家口的盘缠都没有，他很快就将步入商界，并且开辟一个兴盛二百余年的商业王朝。
一肩捎马闯天下
常威的家乡在榆次县车辋村。
公元1500年左右，他的八世祖常仲林从太谷县迁到这里，起初只能给本村刘姓的大户牧羊，后来娶了刘姓婢女为妻，从此落地生根。
车辋村位于晋中谷地，土地肥沃，很适合农业生产，明代就已兴起的太谷商人经常从车辋一带经过。
展开全文
太谷商人的财富传奇时时传入车辋人的耳朵，使车辋村的年轻人对经商充满了向往，而常威就是其中最不安分的一个。
张家口俗称“东口”，它北接蒙古草原，南通北京、太原，是北方地区最大的贸易中心之一。常威只身来到张家口，刚开始本钱小，只能肩挑背扛做一些小买卖。
张家口大境门
为了迎合蒙古贵族，张家口的大商户贩卖的多是茶叶、丝绸、瓷器和江南细布之类的高档商品，本小利薄的常威根本做不了这些。
但颇有商业头脑的他，经过细致的调查发现，身处苦寒之地的蒙古牧民对粗棉布有着很大的需求。
而自己的家乡榆次正好盛产一种“大布”，这种布纱支较粗，密实耐用，且幅面较宽，价格还比较便宜，非常适合牧民的要求。常威便集中力量贩运榆次大布，很快就打开了市场。
历经十几年磨难，常威开起了一间铺面，名叫“常布铺”。此时，清王朝平定了葛尔丹叛乱，逐渐放松了对蒙古地区的商贸限制。
常威抓住时机，深入牧区，使榆次大布很快占领了蒙古市场。
1728年，常威创立了日后赫赫有名的商号“大德玉”，后来由三子常万达继承。12年后，常威回乡养老，又创立了“大德常”，交给老成持重的长子常万玘。
开辟万里茶路
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一股强烈而持久的“中国热”席卷整个欧洲，喝茶成为欧洲的时尚。一时间欧洲对茶叶的需求急度膨胀，贩运茶叶成为欧洲商人获取暴利的重要途径。
面对茶叶贸易的丰厚利润，俄罗斯人早已垂涎三尺，他们渴望打开一条通向中国的茶叶贸易通道。
1727年，在俄罗斯的再三请求下，清政府同意在两国交界处进行零星贸易，过境买卖，定于恰克图、尼布楚二处。中俄互市的开放，为常氏家族开辟国际市场提供了机遇。
此时，常万达才九岁，还在私塾念书。常威带着大儿子常万玘，北上恰克图，开始了最初的对俄贸易。
但此时的恰克图互市很不规范，中俄贸易规模很小。1730年，双方贸易总额仅仅1万卢布，折合白银不过四千两。
新开辟的商路要穿越戈壁沙漠，沿途还不时有蒙古和俄国匪盗出没，很多商家都无心经营下去。
万里茶路
乾隆初年，常威去世，老成持重的常万玘选择了比较平稳的国内贸易，而年轻气盛的常万达则抱着放手一搏的心态选择了对外贸易。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这种业务分割恐怕也谈不上是对常万达的照顾。兄弟分家后，常万达便一心扑在了对俄贸易上。
他曾陪着大哥常万玘南下武夷山，找到了茶叶的主产地。不久，常万达疏通了户部的关系，拿到了“双龙红帖”的官商凭证。
此后每年初春，常万达都会与其他晋商前往崇安收购茶叶。
茶叶在下梅村收购齐备，先用车马运送到河口（今江西铅山县），然后装船，走水路，经信江、鄱阳湖、逆长江至汉口，再沿汉水至襄樊，转唐河北上到河南赊店镇（今河南社旗县）卸船。
登岸后，由马帮驮运北上，经洛阳，自孟津渡黄河，再经济源县，取道太行、王屋之间的峡谷，北上泽州、长治，穿越上党山区，进入晋中谷地。
在祁县鲁村稍事休整，换畜力大车继续北上，经太原、大同，至张家口，再换骆驼至库伦、恰克图。整个行程4500多公里，也被称为“万里茶路”。
张库大道
1758年春天，常万达的驼队在前往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途中，遭遇了一场沙尘暴。狂风过后，沙丘位移，驼队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
就在大家身陷绝境，一筹莫展的时刻，领队的雄驼突然挣脱缰绳，往西狂奔。常万达急忙追赶。
一直追出三四里路，那雄驼突然停了下来，用鼻子嗅着沙土，然后用前蹄刨起沙来。凭借多年的经验，常万达断定这个地方一定有地下水。
于是他拿来铁锹，拼命挖起来，一股清泉水涌了出来，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小水池，其形状就象一弯新月，常万达就给这池水起名为“月牙泉”。
常万达发现这是一条离库仑最近的线路，最少可以节省5天的路程。后来，这条路线就成了常家从张家口到库伦的运茶专线。
十几年后，雄驼死了，常万达将它埋葬在月牙泉边，并尊称它为“驼神”。
张库大道上的烽火台
正是凭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常万达不仅在恰克图站稳了脚跟，而且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晋商中的后起之秀。
在他和其他山西商人的苦心经营下，恰克图的对外贸易由1730年的一万卢布，发展到嘉庆初年的800多万卢布。
1785年，乾隆皇帝在乾清宫举办了隆重的“千叟宴”。这一年，68岁的常万达不仅受邀赴宴，还得到了皇帝赐给的鸠头拐杖，其商业成就可见一斑。
1796年，78岁的常万达在车辋村常家大院寿终正寝。此时的大清帝国虽然歌舞依旧，却已是盛极而衰，渐渐衰落了。
，常家的外贸事业还在常万达的子孙手中续写着新的传奇。
三怀十秉开创黄金时代
常万达有三个儿子常怀玗、常怀玠和常怀珮（编者注因三兄弟辈份为怀，故称三怀）。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和父亲一起经受了商业历练。
随着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竞争变得越发激烈。为了提高茶叶质量，常怀玗兄弟在武夷山就地设厂，采收鲜茶，自行加工。
经过精细加工的茶叶统一饰以“大德玉”的商标，使“大德玉”成为享誉俄罗斯和中国北方地区的茶叶品牌。
常怀玗兄弟一共生了十个儿子（编者注十兄弟辈份为秉，故称十秉），并且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商业智慧，成为北常（常万达的后代）外贸事业的中坚力量。
常秉文（常怀玗长子）主持商务的时候，恰克图商贸进入全盛时期，为了进一步扩大茶源、降低经营成本，常秉文兄弟再度南下，在武夷山购买茶山，又从江西招募大批工人，形成了农工商一体的经营格局。
“三怀十秉”，跨越乾、嘉、道、咸、同五个王朝，历时百年。
赊旗店明清古街上的大升玉茶庄
北常在“大德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1826年新建“大升玉”，1840年增设“大泉玉”，1866年增设“大美玉”，加上后来成立的“独慎玉”，形成了五大联号进入俄国的格局。
他们在国内又相继增设“大昌玉”、“大顺玉”、“三德玉”、“保和玉”、“泰和玉”等字号，合称北常“十大玉”。
茶叶贸易的蓬勃发展，使北常各家日进斗金，也催生了规模宏大的常家大院。自1768年常怀珻（南常始祖常万玘之子）和1772年常万达买地之后，常家便开始大兴土木。
北常“秉”字辈各建一座大院，形成了现存常家大院的基本规模。而这仅仅是整个常家建筑的五分之一，却已经堪称山西晋商建筑之最。
商儒互长
到常家第十三世的时候，常家的商号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东伙分离”的改革出资的股东和负责经营的掌柜、伙计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深宅大院的建成，各门大院相继开办家馆，重金聘请省内知名举人或拔贡为子弟授课，使常家子弟得以潜心向学，并逐步走上科举仕途或文化教育领域。
1885年，第十三世的常立教中举，成为常氏家族第一位科举中第的举人。到十四世的时候，常家出了更多的举人。1903年，常麟书赴京赶考高中进士，他也是常家唯一的进士。
这个时期，常氏家族有许多人在文学、艺术和教育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绩
十二世的常龄博学广文，但屡试不中，后来潜心研究医学，不仅医术高明而且热心救助百姓，行医不计报酬。他有感于鸦片流毒，写下了“洋烟四戒”。
其堂弟常恽更是将其推为家训，用以教育常家后人。正是家训，常家后人中鲜有因吸食鸦片而家道中落者，这在山西富商中实属罕见。
常家庄园大夫第
常龄的长孙常望春更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文化人。
他于1887年联络本家兄弟子侄成立了“韡华诗社”，不仅研习诗词歌赋还兼涉史事。诗社坚持14年之久，成员陆续增多，从十三世至十五世，前后有50余人参加。
“韡华诗社”的成立使全族文学青年汇聚一堂，相互砥砺，不仅丰富了自身的精神生活，更促进了常氏家族由商业领域向文化领域的转变。
诗社成员中产生了一位进士，四位举人，十五位贡生，在此后的教育、商业和政治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879年，喜好书法的常立方从太谷购得《石芸轩法帖》刻石，并四处搜罗名家碑刻，置于游廊之上，供全族子弟观赏临摹。
在他的影响之下，常家诞生了杰出的书法家常赞春和常旭春，常家子弟以书画见长者更是不计其数。
经过三四代人的勤奋治学，常氏家族诞生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和艺术家，在晋商中独树一帜，成为真正的儒商之家。
覆巢之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的国势迅速衰落。一系列的对外战争，无一例外的是以赔款告终。
国库空虚的清王朝不得不大肆卖官鬻爵，向全国富商巨贾兜售官职。作为天下首富的山西商人就成了最主要的“捐输”对象，到同治年间晋商“前后捐输已经五六次，数逾千万”。
常氏家族也通过捐输获得了无数的虚衔，前后受封者多达126人。
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通往武夷山的茶路彻底断绝。失去茶源的常家遭受沉重打击。
此时，主持商务的十二世常怿南下湘鄂、巴蜀寻访新的茶源。几经考察，选定了湘鄂交界的羊楼司、羊楼峒（今属湖北赤壁市）为新的茶叶基地。
当地人尚无种茶历史，常家代为引种，聘请技师指导生产，并在当地设立工厂，终于建立了一个新的茶叶基地，常氏家族得以度过难关。
，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允许俄商在库仑等地自由贸易，还给予其免税的特权。
常家庄园门楼
1863年，俄商在茶叶集散和加工中心羊楼峒建立顺风茶厂，侵入常家苦心经营的大本营。
俄商采用蒸汽机压制砖茶，每日产量可达80筐，废品率仅为5%，相比之下常家采用手工压制，每天的产出仅为60筐，废品率高达25%。
俄商利用免税的特权和水路并运的优势，迅速扩大茶叶贸易的数量，从1865年的164.79万磅激增到1867年的865.95万磅。
在俄商大举入侵的时候，清政府不但不扶持本国商人，还禁止晋商水路并运，课以重税，把茶叶贩运到张家口，晋商所交的税金高出俄商十倍。
从此，晋商的茶叶贸易急剧衰落，1868年，恰克图的晋帮商号由120家下降到4家。
常家庄园后街
在俄国茶商的排挤下，顽强的常家和其他晋商并没有退缩，而是选择勇敢地应战。
他们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先后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
1869年，晋商进军俄国第一年就输出茶叶11万担，与俄商贸易量持平。两年后，增至20万担，超出俄商一倍。
常家和其他晋商在俄国大量采用赊销的办法与俄商竞争，这本身就存在极大的风险。1910年，恰克图5家俄商倒闭，亏欠16家华商60多万两货款，其中常家占31万多两。
在茶叶贸易日渐窘迫的时候，常家开始涉足票号业务，并迅速成为后起之秀。
光绪十一年（1885）十三世常立训将“大德玉”茶庄改组为票号，总号设在太谷城内。由于资金雄厚，经营有方，“大德玉”票号一度与“日升昌”、“蔚泰厚”等并居山西十大票号。
常家庄园观稼楼
光绪初年，常家的商号遍及大江南北，关内关外，最远达到俄国的莫斯科等地。
有道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20世纪初，中俄政局连续动荡，常氏家族成了最大的受害者。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常家在关外的商号被兵匪抢劫一空，损失惨重。
次年，西伯利亚铁路通车，俄商改走海路经海参崴（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转铁路运输茶叶，不仅便捷而且运费低廉，常家的茶叶贸易再受重创。
铁路通车两年，经海参崴运入俄国的茶叶由20.53万担激增到79.82万担，而恰克图输俄的茶叶则由39.53万担，骤减为19.05万担。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常家设在全国各地的商号在战争中损失惨重。清王朝覆灭，常家票号贷给僧格林沁王府的100多万两白银颗粒无收，其它满清贵族的贷款也基本上无法收回。
1924年，蒙古在前苏联的策动下宣布独立，常家在蒙古的全部财产被没收充公，其苦心经营二百余年的“万里茶路”从此彻底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