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叙论中的第一句话是“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人世间只有默默无闻的人才不会受到众人的指点评判，真正行大事者要不是被人毁损至极要不就是赞誉至极，总是呈现着极端的两极。
而李鸿章正是后者的体现，作为晚清最关键的人物之一，他把握着中国的前进走向，关于他的评价是后人茶余饭后和学界争鸣的谈资。也正是因为其影响力之大，涉及事务之复杂，其咎誉之多是期的名人所不能及的。
对于这样一个众说纷纭的曾经敌手，梁启超是怎样看待李鸿章的所作所为呢。
梁启超坦白地说到“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敬一字，体现了梁启超作传治史的客观冷静，不偏不倚。作为维新派的代表，对一个封建统治阶层的高官产生敬重之情，这已经可以看出梁启超透彻清晰的分析能力。梁没有被蒙上双眼，没有忘掉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开明官僚对中国近代化做出的巨大贡献。他们效忠于朝廷，矢志报效国家，在国家危难之际自觉地迈出了第一步，这其中李鸿章是佼佼者。他的军事、外交之才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让中国保持了稳定。惜一字又体现了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责备与痛惜。梁公在书中痛批李鸿章“不学无术”，称他“不适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只知道缝缝补补，不从根本入手；学 西方也只学皮毛，不谙其中道理。他的见识浅陋，正是这样才贻误了中国发展之机。悲一字则更多是一种无奈悲凉之感。“凡人生于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 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官僚，纵然其受到了泰西坚船利炮、机车工厂多大的冲击，面对着这三千年来之大变局也只能想着卫国御侮，抱残守缺之事。梁启超将李鸿章的保守归为社会环境的影响，是义理仁义的说教和陈陈相因的陈规旧 限制了他的视野。梁启超在叙论中还提到一个观点，马关之祸辛丑之难坚决不能归于李一人，不能让他为那些蝇营狗苟、碌碌无为的官员背锅。假如让其他那些大臣走上谈判桌，和西方列强讨价还价，大概率不会比李鸿章做得好。梁启超还评价李鸿章道“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这句话十分贴切，正是清末这风云激荡的时势，给了李鸿章大展身手的机会，让他”剿发捻，勤远略“，成就一番大事业，可算是英雄。，他只是因势而行，苟且度日，没有造时势之勇气才度，只能是沦于普通之列，不能和”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英雄同列并肩。作者在书中还反复地强调他并不是想为李鸿章洗脱他该有的罪名，而是意在借他的一生来串联起“同治以来的大事记”，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为国人提供一面镜子。我认为梁公看似为李鸿章作传，实则是本书的字字句句都是他的血泪之言，是他拳拳爱国之心书面上的体现，直到现在读来仍会有一股雄火燃烧在人们的胸膛。
